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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期(总第103期) 2015年9月7日   本期一十九版  上一期  下一期  更多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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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保护:

为孩子补上一节安全教育课



作者:□本报记者 姚暖






“女童保护”两周年发布会现场 图片由“女童保护”提供


  由愤怒而起的公益事业2013年的“黑色五月”,海南某校长带领6名小学生开房,紧接着在20天内有8起儿童性侵案例被连续曝光。看到这么多起儿童性侵事件报道,孙雪梅等女记者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在记者微信群里爆了粗口,愤怒地痛斥这些性侵儿童的“渣子”。随后,记者们讨论了做保护女童项目的想法,想给脆弱的孩子上一堂防性侵的课程,由女记者们联合发起。5月31日晚,一封名为 “呼吁废除嫖宿幼女罪、保护孩子免遭性侵害”的联名公开信初稿诞生了。
  记者们立即着手这个项目,一方面参考国内外关于防性侵的教育经验,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寻找性教育学家、社会工作学家、儿童心理学家,由有防性侵教育经验的一线教师拟定教案,再对教案进行修改,充分采纳家长和学生的意见。另一方面,他们开始在微博和微信大力宣传,征集志愿者讲师,公开募捐筹集资金。2013年儿童节,“女童保护”项目正式启动。
  一开始项目的参与人员基本都是女记者,大家都有本职工作,而且休息时间不确定,所有人只能挤出自己的空暇时间准备“女童保护”。她们白天外出采访写稿,晚上回到家里开始忙活,周末抽空培训志愿者、试讲。在所有人的不断努力中,防性侵课程教案历经半年多的40多次修改最终定稿。
  在项目开始起步,正处于最忙的时候,孙雪梅怀孕了。
  去年夏天,她当上了妈妈。“做了妈妈之后,感同身受的心会更明显。比如最近福建南平的案子,被性侵的孩子才几个月大,跟我们家孩子差不多,当时看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真的眼泪都流出来了,作为一个妈妈,作为一个记者,想想自己的孩子受到这样的伤害是什么心情,这个时候会觉得任务更急迫,会想要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好。”孙雪梅说。
  是安全教育,并非性教育在谈性色变的大环境中,教案撰写者们决定从安全教育的角度传授孩子防性侵的知识。他们意识到,孩子没有自我保护意识、监护人缺乏防范意识和整个儿童性安全教育的缺失是导致儿童性侵案高发的原因。在课堂上,讲师讲的内容均为常识性的安全教育,包括教育孩子认识自己的身体,爱护自己以及他人的身体,如何分辨和防范性侵害,遇到性侵害或被侵害后该做什么,通过你说我指、情景模拟等形式增强与孩子们的互动。
  “我们做的只是防性侵的工作,但是孩子受到了性侵之后的问题和工作并不是我们能够承担的。大家现在会希望我们能够介入,但是说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 ‘术业有专攻’,我们不能随意介入,因为随意介入会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项目公关部负责人、新浪网编辑梁超说。
  为了避免孩子对性留下心理阴影,认为性是危险的、不安全的,在讲课过程中,讲师们对性侵案例只字不提,以免孩子对性产生恐惧感。
  “一开始家长们会警惕,但是上完课后他们发现原来讲课的内容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一说到防性侵,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敏感,怕讲得太赤裸.中国人都是谈性色变,刚开始还会有点疑惑是很正常的,后来他们发现原来讲的都是常识,而且根本就没有接受不了的地方。”在贵州的偏远山区讲课的时候,孙雪梅惊讶地发现孩子们的积极性特别高,整节课都有人在举手发言,甚至还有同学趴在窗台上听课。
  《京华时报》记者,同时也是讲师的张思佳对第一次上课印象很深。当时是在石景山黄庄学校,因为是第一次讲课,助教老师特意协调了一个五年级的班级给她,因为低年级的课堂更不好掌控。课程完成的很顺利,孩子们也很活跃,最后有一个女生问她:“老师你还来吗?”。当她问道“你还想让我来吗”,很多孩子都说“想,老师一定还要来”。
  黄庄学校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条件比较简陋,张思佳很心疼孩子们,“女童保护在黄庄学校给很多个班级开过课,希望我们的课程能给孩子们带来知识,让他们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远离性侵害。”张思佳感慨道,“孩子们对防性侵课程接受起来没有难度,很多同学都能在与老师同学的互动中,快乐地学习防性侵知识。”
  讲师教授的重点不只是教会女生如何保护自己,还要教会男孩子如何尊重他人的身体。相对于女童性侵的广受重视,男童遭遇性侵更易被忽视。实际上,男童被性侵带来的心理伤害甚至超过了女童。针对这些问题,“女童保护”项目一直强调男生女生一起上课,同时也减轻课堂的神秘感。
  但讲课过程中也会存在一些问题。4月份时,张思佳曾经到西城区的一所小学讲课,当时学校安排了整个四年级的200多名学生一起上课,课堂上因为孩子们过于活跃没能很好地控制课堂纪律,导致讲课的质量大大下降。“从那以后,上课之后我会反思,去讲课的每个学校环境不同、孩子们的状况也不同,这要求讲师要有临场应变的能力,但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孩子们更好地接受我们的防性侵知识。”张思佳说。
  前年九月份时,第一次讲课的孙雪梅也同样出现问题。当时在云南,课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个女孩突然哭了起来,哭得特别厉害。一问才知道,原来讲师们一直跟孩子强调说,遇到危险了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孩子都是留守儿童,一年可能见不到爸爸妈妈几面。于是孙雪梅立刻重新修改教案,将“爸爸妈妈”更换成“家长”或者“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信任的其他大人,不要一味地强调父母。
  有一次,志愿者到史家小学上课,课程结束,老师让孩子们写自己的心得。梁超颇有感触地说:“我觉得小孩是很认真的,他们会认真地听你讲课,会认真地写课堂的收获。你会发现你讲的这些东西是真的能够去影响他们。孩子会对你很感兴趣,会问你老师你有没有结婚之类的问题。他们都很活泼很开放,这些课对他们来说其实没什么区别,可能只是换了个老师来上课,课堂内容更活跃一些而已。”梁超印象最深的是,有个孩子在心得里写着这样一句话:平安比成功更重要。因为有你,女童保护两岁啦5月28日,“女童保护”两周年的发布会在京举行。这一天,“女童保护”正式发布《“女童保护”地方团队管理办法》和 《“女童保护”讲师管理办法》两个文件。去年,女童保护已经推出了主题歌 《守护童年》、联合出品儿童性侵案件为主题的电影《如果树知道》。
  两年来,核心团队从20多人扩展到近40人,培训志愿者超过2000人次,律师、公务员、全职妈妈等纷纷参与进来。项目目前分为公关部、教研部、筹款部和品牌部四个部门,已在全国20多个省市开展课程,发放手册超过20万份,惠及20多万孩子。
  《精彩中国说》播出之后,志愿者报名人数呈 “喷井式”增长,现在每天至少有3名志愿者报名加入讲师队伍。整个团队中,只有一个全职人员,其他人均为兼职,都要挤时间来工作。
  今年5月20日,梁超收到一封从云南发来的邮件:“我刚刚为一个遭遇性侵的山区小女孩打官司,因为这个孩子的遭遇,气得发抖。我想申请成为志愿者,在云南普及防性侵常识。”
  发邮件的是一名叫茶金华的人,他在大理开公司,平时也参与 NGO的工作。两年前,他看见孙雪梅去云南上课,深受感动。在受理儿童性侵的案件时,他发现,家长一般发现得很晚,导致证据不足,案子很难打。于是,他决定加入“女童保护”。
  “女童保护”在云南上第一课的时候,由于经费问题,找不到印刷厂可以印刷宣传手册。那时候已接近深夜,还下着大雨,所有人都特别着急。这时,茶金华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印刷厂,并且以最低的价格印刷了防性侵手册。
  “女童保护”的每一分钱都是通过公开募捐和慈善拍卖得来的,因此,每一个人都格外珍惜,钱都花在 “刀刃”上。在项目两年的运营中,一共只花费13万元。
  “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这一路走过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这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是一整个团队的功劳,所有参与的人,关心的人,哪怕你仅仅只是转发了一次我们的项目的宣传,都是对这个项目最大的帮助。我们都觉得所做的一切,慢慢地都会有人看到。可能在当下发不了芽,但是一定会发芽的。”梁超说。从儿童性侵谈儿童保护对于“女童保护”,每年除了儿童节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两会”的召开。两会前夕,“女童保护”都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参加座谈会。每年这段时间,团队里没有一个人能在午夜十二点之前睡觉,凌晨四五点,就有人开始在微信群里讨论。今年,“女童保护”提出的建议是将防性侵安全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常态化教学、废除嫖宿幼女罪并入强奸罪。
  嫖宿幼女罪是一种特殊的奸淫幼女型的强奸罪,近年来,对于废除“嫖宿幼女罪”,将其并入强奸罪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少人认为,‘嫖宿幼女罪’的刑罚低于强奸罪,因此给强奸幼女的行为开了‘法律天窗’,从而使犯罪者很容易利用这个漏洞为自己 ‘漂白’,最终逍遥法外。”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罗翔解释道。
  我校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社会工作学院教师童小军曾经参与“女童保护”项目教案修改。她建议从多方入手保护儿童。
  第一,加强公众教育宣传和政策的倡导,普及性侵的知识。让每个人明白,性侵并不遥远,每个人都能做一些事情来改变现状。第二,建立一套科学的、综合的、完整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这意味着由专业的社会工作人员来开展儿童服务,在程序化方面建立对儿童监测体系。通过访谈、观察对儿童的身心健康状况进行随时的评估,及时发现孩子是否遭受到性侵等侵害。第三,完善改革现有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培养的模式,深入课程教学模式。培养服务受到伤害的人群时需要的能力和特殊沟通的技能。
在今年5A月3日播出的山东卫视《精彩中国说》中,第一个出场的是一名穿戴整齐,表情有些严肃的女性。她手里攥着几张报纸,慢慢地走上舞台中央,她演讲主题是《不许伤害我们的孩子》。“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由愤怒而起然后做的一个公益的故事。”她从报纸中的儿童性侵案例讲起,说出了自己做儿童防性侵公益的初衷。演讲过程中,她的表情逐渐严肃,语气渐渐激昂。听完演讲后,对性侵者勃然大怒的导师王刚将她归入了自己的学员队伍:“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了,谢谢。”
  她叫孙雪梅,是《京华时报》的记者,也是公益项目“女童保护”的主要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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