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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期(总第103期) 2015年9月7日   本期一十九版  上一期  下一期  更多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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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铁桥:纸媒整体陷入困境

新媒体:“恐龙时代”的终结者王瑞峰:新媒体冲击最重的是突发性报道



作者:□本报记者 张秋荻






王瑞峰 图片由本人提供




叶铁桥 图片由本人提供


  在纸媒日渐衰退之时,如果纸媒还想活下去,它必须提供更专业,更深度,更权威的报道———这是张英的思考。从供职于深度报道的大本营《南方周末》到担任腾讯文化中心的总监,根据张英的经验,在新闻报道中,短资讯完全可以放弃———新媒体已经可以帮助它解决这个问题了。中国是深度报道的金矿梁启超曾说,晚清的中国正在经历“数千年之大变”,现在的中国亦然处于一个重大的转折期。全球化竞争日益加剧,中国也在探索中走向世界,一切旧的习惯都在重组、转型。这样的巨变,对于深度报道来说无异于提供了一座金矿。
  以《南方周末》为例,在张英看来,南周人在1995年之前都没搞懂深度报道、非虚构写作和特稿的关系。
  “翻开十多年前的南方周末,在江艺平老师接手之前其实充满了大特写。”甚至江艺平在的时候,这些报道仍存在问题。记者会选择事实,然而很多事实并不是非黑即白。好比鸡蛋与石头相碰,一般心有同情的人往往站在鸡蛋一边,因为鸡蛋的抗击打能力明显不如石头。但有时也许是鸡蛋的错———石头虽然棱角分明,鸡蛋却会发生滚动。所以在新闻报道的公平上,早期的南方周末深度报道也存在问题。它会同情、帮助弱者,选择事实。
  “所以坦白来说,深度报道在我们国家从来没有成熟过,刚刚有了一定的共识,现在就遇到了瓶颈。”张英说。
  细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普利策新闻奖,张英认为获奖者的很多选题和中国的事件比起来不算什么。拐卖妇女儿童、把孤儿的四肢打断强迫他们上街乞讨,发生在我国边远地区甚至大城市的这种种事件对社会来说是不好的,但是对新闻业来说是富矿。因为这些恶劣事件的存在,才更需要通过深度报道来挖掘、揭发。纸媒危机与深度报道现在许多报纸撤销深度版,是因为它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纸媒的衰退。
  媒体对于深度报道稿件叫法不一:深度报道、调查报道、特稿。但其内涵都是要求记者深耕细作,花大量的精力,去完成一篇有力量的报道。在新闻业从事多年,他见过很多报道无法发布,或者发布时被大删大改,都是由于意识形态的管制。“它不是被迫,也不是自愿,而是新闻管制下尺度的问题。”
  但现在纸媒还面临更深层次的危机:商业的危机。当前纸媒的发行量持续下降,广告量随之下降。然而做深度报道的成本又十分高昂。当年江艺平让记者甄茜去做“胡曼莉事件”的跟踪报道,前后用了一年的时间,采访行程中共花费五六十万。“在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为了一篇报道,花五六十万,这笔数字是无法想象的。”现在纸媒面对的商业压力更大,则更不愿意为有限的稿子花费巨额的成本。
  但是如果纸媒还想活下去,它必须这样做。
  行政力量和利益集团的打压确实不可回避,但媒体可以采取“猫捉老鼠”的迂回战术。撤销深度报道部,可以转而建立调查报道部、社会新闻部、国内新闻部,甚至在每个部门安排这样的小组,将原先的实体部门化为虚的部门,深度报道依旧存在。
  深度报道始终是新闻业“皇冠上的明珠”,只要新闻业还存在,它就不会被放弃。所以新媒体的冲击越强烈,纸媒就越需要能让它站得住脚的内容,这仅凭广告和软新闻是不行的,深度报道始终是一份报纸影响力的关键因素。
张英:将短资讯交给新媒体
“深度报道仍然有其他任何报道都难以企及的魅力,各行各业都有值得做纵深报道的领域。”新京报调查记者王瑞峰认为,目前深度报道的优秀稿件数量少,新媒体的冲击只是一小方面原因,新闻管控的压制、报社的支持程度、人才难以为继及记者个人能否沉下心去研究,都是重要原因。
  京华(指《京华时报》撤销深度报道部)撤销深度报道部有多重因素,不能简单归因于受新媒体冲击或新闻环境逼仄挤压所致。
  据王瑞峰从京华深度记者处了解,京华深度约前年组成,有主编1人,记者4人,从一个报社架构看,人员虽是最好的记者,但数量还是较少的,他认为更像一个可以临时调配的部门。京华深度记者向王瑞峰表示,裁撤深度部是报社整体考虑的规划。
  当前的读者和新闻人需要理清的是一个观念:什么是深度报道,是否只有深度部才做深度报道?
  王瑞峰认为,没有了深度部,并不意味着就不做深度报道,深度报道也并不仅仅靠深度部的记者来做,部分时政新闻、社会新闻甚至突发报道,也可做成深度报道。
  王瑞峰从《京华时报》了解到,京华深度部原班人马都划为热线新闻部,成立专门的深度组,待遇和职务与原深度部不变。
  目前的深度报道受到新媒体碎片化、快速化的冲击和新闻管控的压制,操作空间与十年前相比越来越小。
  但提到所谓的新媒体冲击,王瑞峰认为新媒体虽然提供信息的速度快、形式多样且传播广,却只能提供碎片化、鱼龙混杂的信息,而“短、平、快”本身则不是深度报道,所以新媒体冲击最重的是突发报道。
  各大媒体都在探索全媒体的发展道路,新京报也不例外。王瑞峰眼中的全媒体只是新闻载体而已,虽然它的传播形式多样、迅速,但新京报的新媒体几乎是一套人马两个平台,在报道上仍然是内容为本,辅以技术。碎片化、消息化的报道第一时间在新媒体上发布,深度化、独家性的稿件先刊登至报纸,再通过新媒体发出。
  “牛逼的深度报道放在哪儿都有读者。”传统媒体亦运营新媒体,百家争鸣下形式多样,但总归内容为王。
2014年12月30日凌晨,《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完成最后一次报道任务。新年的第一天,特别报道部所有人员并入全媒体协调中心,叶铁桥也从特别报道部副主任转任官微运营室主任。他认为深度报道部的撤销,深度报道的减少,受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影响,但不是取决于新媒体的冲击,归根究底,这是纸媒的整体困境导致的。
  在5月27日刊发的《南都传媒研究》上,叶铁桥曾总结过传统深度报道衰落的原因,主要有4个方面:报道空间的限制、选题的同质化现象严重、版权保护不力和媒体转型环境影响。以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为例,在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前,为了更快地传递讯息,抄写员这个工种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活字印刷术出现之后,抄写员行业就逐渐消失了。在新的时代下,这个墨守成规的工种还有什么优势呢?
  当下的传统媒体整体都处在衰弱期间,不用说砍掉深度部,无论砍掉谁都不是很重要,因为即使不去掉它,纸媒的整体竞争力也在下降。用叶铁桥的话来说,“传统媒体就像是恐龙,即使没有行星撞地球,也会走向生命周期的终点。传统媒体已经越来越衰弱、式微,不可逆转。”
  成立全媒体协调中心,是《中国青年报》在新形势下的应对之策。记者所撰的一切稿件在完成之后都交给全媒体中心,由他们来调配,决定是发在报纸上,网站上还是其他端口。
  面对这一变革,叶铁桥感觉“自己从一个自由职业者变成了朝九晚五的公司职员。”每天被捆绑在电脑、手机前,早上7点开始值班,官方微信每天发两次,相当于出两份日报。还有两个平台的微博要发。这样的工作量让他累得够呛。
  而提到深度报道时,叶铁桥指出,深度报道较少出现在中青报的官方微信上,因为阅读量往往低于平均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主要是做资料整合的,基本不直接做新闻,新闻只是它的一个功能”。新媒体和传统报道的不兼容,可见一斑。
  “官微的发展目标方向是要拓展报纸的影响力,也就是在移动客户端上办一份全新的《中国青年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纸媒和新媒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没法实现简单的一个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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